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

万历九年（1581年）的中国灾荒连连、饿殍遍野。虎门北栅农民陈益万般无奈，坐朋友的商船驶向安南（今越南）另谋生路，却拉开了其传奇人生和我国农业革命的序幕。

这位普通农民，在这次漂洋过海的偶然旅行中，冒着生命危险，第一个把番薯引进我国并进行试种和传播。此后，番薯种植遍及我国天南海北，成为仅次于水稻、小麦和玉米的主要粮食之一。

陈益带来的番薯，引发了我国的农业革命，改变了我国粮食结构，消除了千百万人的温饱问题，对解决中华民族的食物资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2014年，市委宣传部主编的《影响中国的东莞人》，他与袁崇焕等并列其中，成为东莞宝贵而独特的文化瑰宝。

冒死带番薯回国种植

经过大海的颠簸，落地安南时接待陈益一行的是安南酋长，正是这次接风宴上，他吃到了改变其一生，改变中国农业和千万人命运的食物——番薯。那香甜软滑的味道，以及酋长炫耀的那句“番薯是上天赐给安南的礼物”让他决定将番薯带到中国去。

他将这个想法告诉朋友，朋友大吃一惊，指着城中的布告说，番薯是安南的生命，禁止携带出境，不论何人，违反者一律斩首不赦。但陈益不为所动，反而断了回乡的念头，辞别了满载而归的朋友，独立到安南偏远的农村居住。一年漫长的时光里，他不仅跟当地农民学习了敲击铜鼓、吟唱越音，还想方设法学习了番薯的种植、栽培、管理、收获、贮藏、烹调等全部秘密。

一年之后，陈益以思乡为由向酋长辞行，并冒着杀身之祸收买酋卒，将薯种藏匿于铜鼓，想偷偷带回虎门。本已放行的酋长突然发现了什么，紧急调查了陈益在安南的生活后，大呼不妙，下达紧急通缉令。就在陈益临行开船时，多名酋卒赶来缉捕他。生死关头，朋友中国船员紧急开船，并以一箭之先驶进了国门。

随后，陈益将薯种种于老家花坞间，却被人诬陷说私藏异域妖器、蛊惑百姓而入狱。半年后当他获释回家时，番薯绿藤爬满花坞，让他一下子满血复活。更让他惊喜的是，种出来的番薯香滑不减异邦。于是不惜补习耗尽家财，在祖父陈莲峰墓的右方购地35亩种植番薯，大力推广。十二年后，福建人陈振龙从吕宋（今菲律宾）引进番薯，但那时陈益引进的番薯已经在岭南形成燎原之势，并传播到了北方，救活了成千上万饥饿的人们。

陈益把自己的寿穴也选在薯田，要与番薯长相厮守。他临终时写下遗嘱，希望后人每年清明、重阳两节以番薯一对拜祭他。据东莞学者杨宝霖先生考证，直到建国初期，陈益的后裔每年前往祭祀扫墓时，仍用红皮番薯作为祭品，并写上“红薯一对，富胜千箱”八个字。2016年3月虎门北栅凤冈陈氏近二百多名宗亲代表在拜祭陈益、陈莲峰等先祖时，依旧遵循百年祖宗遗制，送上红薯拜祭。

但因种种原因，关于谁是中国引种番薯第一人，一直争议不休。甚至社会和学界一度普遍认为是陈振龙最先引进的。杨宝霖1982年在《农业考古》第二期公开发表论文《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人和引进番薯的最早之地》，通过详实的调查和严密考证，尤其是从虎门镇北栅《凤冈陈氏族谱》（明代版本）之卷七《家传.素衲公小传》上陈益于万历十年（1582年）将番薯种从安南偷运回国的记载，得出虎门是我国引进番薯的最早之地，陈益是我国引进番薯的第一人的结论。这一说法被学术界认同和接受，结束了史学家们的旷世纷争。

陈莲峰古墓群由陈虞肩墓、陈莲峰墓、陈益墓、陈邓氏墓四座墓葬组成，一直由陈氏家族管理，代有修葺。2008年之前的最近一次维修是清咸丰年间（1850-1861）。因此，墓群年久失修，损毁严重。陈益墓地面部分只存稍微完整的墓堂轮廓，墓堂墙体外层包砌的墙体和墓碑也已完全不存，原安放墓碑位置用乱砖石草草封闭。

1989年1月7日，陈莲峰古墓群被确立为市级文保单位， 2004年虎门镇将陈莲峰墓所在地周围2.8万平方米的地方预留出来，计划在“中国第一块番薯地”这个古代农业遗址上筹建面积3公顷陈益纪念公园。主要以陈莲峰墓地及番薯题材为主线，还中国第一块番薯地原貌模样，弘扬以陈益为代表的虎门式的开拓精神。

2008年9月虎门镇组织专家展开实地勘察、维修以及维修施工等工作，2009年1月竣工。据当时的实地勘察报告，陈莲峰墓葬群融明、清两代建筑风格和丧葬制度于一体，形制、建筑方式较为独特，是研究珠江东岸地区明、清墓葬地面形制的发展演变龢民俗丧葬制度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对于研究社会经济、历史文化、风俗民情、建筑艺术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来源：东莞时间网】

番薯是个好物，想起小时候在家乡，天气冷时早上在家门口坐着凳子吃着番薯，真好开心

明朝中後期的一次大饑荒，推進了番薯在我國的普及

明末時候，玉米、土豆等舶來作物已開始在我國大範圍種植；由於百姓長期習慣以稻米小麥等為主食，舶來作物一直只處於輔助地位，但它們對改善國民單一的飲食結構起到了巨大作用。

那時候，番薯也已經從越南、菲律賓等地流入了我國的廣東、福建等地，不過一直沒獲得官方的重視，長期沒有獲得有效的推廣。萬曆二十二年時(1594年)，福建發生了史上最嚴重的災荒，百姓遭遇空前的糧食危機。

當時的福建巡撫金學曾為此廣泛向社會徵求產出周期短、易於種植的渡荒作物，番薯這才首次進入了官府的視野當中。

經過有效的種植實驗後，金學曾決定在福建全省推廣番薯，此舉在短短時間裏就幫助福建百姓度過了這次糧食危機，而且當地人口還因此獲得了不錯的增長！

解決清初大饑荒的「番薯盛世」，首次將我國人口穩定到了數億層級

明末清初長達四十多年的戰亂和瘟疫再次帶來了全國性的大饑荒，不計其數的百姓流離失所、食不果腹。到清康熙時期(康熙二十四年前後)，人口總量又下降到1億左右。

從1.5億到1億，這樣的數據代價就意味着：至少有五千萬人口在戰爭中失去了家園以及死亡、大量農田被丟荒、百姓連重操舊業的作物種子都拿不出來。

五千萬人口是什麼概念？要知道漢唐時候，全國人口也就是這數量。在巨大的人口下降及饑荒壓力下，初入主中原的滿清統治者就面臨着巨大的危機：要知道，人口數不但是必要的戰略資源儲備，假若連前朝的人口數量都比不上，他們有何臉面呆在北京詆毀明朝？

於是康熙開始效仿明末的做法，大力從福建、廣東等蕃薯產區往全國調配薯種資源。

初入關時的滿清本是排斥明朝的一切的，為了給效仿明朝的做法找個理由，清政府改變了對外的輿論策略，說「大清推翻的是大順政權，明朝並非亡於大清之手」。這就為康雍乾以來仿效明朝的「漢化」策略提供了依據，明末以來的經濟結構、以至於統治思想等都在清代獲得了延續。那時候推廣番薯及其他舶來作物的氛圍有點象「打雞血」，開始時候靠的全是空着肚子「與天斗」的精神與信念。一來，因為清政府確實也拿不出實際的口糧來進行賑災；二來，經過數十年戰亂導致的生產斷層，確實有大量百姓已不知蕃薯為何物，對它們是否能填肚子持有不確定的態度。

由於蕃薯的生長周期短，得益於全民「打雞血」，在熬過極為困難的一段觀望時期後，各地農田終於在很短時間內恢復了生產，百姓的溫飽問題也初步得到了解決。為了帶頭體現這些舶來作物的功用，當時不少地方官員都是以身作則、頓頓吃蕃薯和土豆以鼓勵百姓相信這種作物「確實能戰勝饑荒、人確實能勝天」。這確實比跟百姓「講道理」管用得多，到康熙三十九年，「蕃薯經濟」就已初見成效：短短十五年間，國內人口就迅速攀升到1.5億！「與天斗」的勝利在民間有了基礎後，雍正、乾隆到道光年間，清政府本着「多多益善」的原則繼續推廣這類「多、快、好、省」的口糧。

我國的「四萬萬同胞」，實際上到清道光年間就出現了，如此龐大的人口增長，真是不折不扣的「蕃薯盛世」(當然還有玉米、土豆等作物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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