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洲贝丘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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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洲贝丘遗址尽展中国镇三千年文明风流

2010-08-16 09:49:48 来源：东莞日报

■园洲贝丘遗址目前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镇宣传文广工作人员在园洲贝丘遗址考查

　　据了解，东莞现有四处著名的遗址，分别是南城蚝岗遗址、企石万福庵遗址、虎门村头遗址和石排园洲贝丘遗址。对这些遗址，文物专家普遍认为，从发掘的文物类型看，蚝岗遗址和万福庵遗址可以追溯至五千年前，两个遗址的特点类似，同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早期遗迹。而石排园洲贝丘遗址则与村头遗址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遗迹，都可以追溯至三千多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在庙边王村沙迳园洲，就是著名的贝丘遗址所在地。出口处，依稀可见地上零零散散铺着的小贝壳，多少为遗址提供了些许佐证。在阳光的照射下，这些小贝壳均闪着惨淡的白光，仿佛无数个艰涩的问号，叩击那段被尘封在记忆角落的中国镇三千年文明风流……
　　从石排医院出发，过王仲铭大道的第一个路口，往左边拐，城市的繁华喧闹陡然间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满目的原生态荒凉。此刻，这一方天地已完全被半人高的杂草占据着，微风吹过，整块区域都动了起来，每一个起伏的动作，仿佛都在散布着某种遥远的信息。
　　石排庙边王村沙迳园洲，如果不是那块孤零零矗立着的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根本就看不出这个地方有任何特别之处，可是货真价实，这里就是著名的贝丘遗址所在地。出口处，依稀可见地上零零散散铺着的小贝壳，多少为遗址提供了些许佐证。在阳光的照射下，这些小贝壳均闪着惨淡的白光，仿佛无数个艰涩的问号，叩击那段被尘封在记忆角落的中国镇三千年文明风流。
　　出世
　　有着N种版本的遗址发现
　　园洲贝丘遗址，似乎真的是被遗忘了。
　　记者先后咨询了十几位在东莞和石排文化界比较权威的人士，均没有得到一个满意的答复。连遗址是如何被发现的，都有着N种不同的版本。一种说法是，上世纪60年代初，庙边王村沙迳一村民在园洲建了一座新房子，可是新房还缺少一口水井。于是，该村民便在房子旁边挖起了水井。刚挖了一米深，锄头便翻出一些贝壳跟陶器。起初，该村民尚不以为意，可是东西越挖越多，该村民始发觉不对劲，马上报告到生产大队和县里。经过专家证明，确定贝壳跟陶器皆为文物。
　　还有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则是，在很久以前，园洲旁边有一个小型的墓葬区，当地人们将先人多葬于此处。某天，庙边王村沙迳一教师的父亲死了，该教师便组织人手到园洲墓葬区挖新坟。挖着挖着，他们居然挖出了几件残破的陶器。教师是一个有心人，觉得这几件陶器很不简单，处理完父亲丧事之后，马上向东莞县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果然，经过省里面的专家鉴定，出土的陶器为文物无疑。除此之外，对于遗址的发现，还有好些离奇的传说，均不太可信，在此便不一一赘述。

朗天 · 朗天

称谓不准

　　想了解园洲贝丘遗址的有关详细状况还真不是一件易事。

　　几经周折之下，记者好不容易联系上东莞市博物馆馆长娄欣利。这下，可算是找对人了，娄欣利对东江沿线贝丘遗址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精深的造诣，“恰好，我现在正忙于研究整个东江沿线的一些贝丘遗址文化，不仅仅是东莞，还包括增城和深圳等地的，范围比较大。”在与他的交流中，园洲贝丘遗址的三千年文明史逐渐清晰地呈现出来。

　　龙眼岗贝丘遗址，这是目前大家对石排贝丘遗址的正式称谓。一直以来，石排群众说起该镇的贝丘遗址，“龙眼岗贝丘遗址”便自然地蹦了出来。同时，“龙眼岗贝丘遗址”也频繁见诸有关介绍它的说明和文章，甚至石排镇人民政府当年推荐贝丘遗址为东莞市文物保护单位的报告，用的也是“龙眼岗贝丘遗址”字眼。但是，“这个称谓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娄欣利解释说，龙眼岗是一个比较大的范围，由很多小山丘组成，“实际上发现有文物的范围远没有那么大，当初发掘的地方也只是局限在园洲一带。因此叫石排园洲遗址更为准确，现在我们考古工作者都采用这一称谓。”随后，记者从石排宣传文广中心找来一份《关于东莞石排园洲贝丘遗址发掘的工作报告》核对，其上赫然写着：“园洲遗址，位于石排镇沙径村的北部，是一处高出周围田地4米、面积一万多平方米的小山岗，属于地跨庙边王与下沙两管理区，由众多小岗组成的龙眼岗其中的一个。”该报告通篇用的正是“石排园洲遗址”字眼，这也印证了娄欣利说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发掘

　　遗址经过了两次挖掘

　　经广东省考古专家初步挖掘鉴定，庙边王村沙迳园洲出土的若干贝壳和瓷器，有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

　　遗址在上世纪60年代被发现后，当时经广东省博物馆的考古专家初步鉴定，石排庙边王村沙迳园洲出土的若干贝壳和瓷器，很有可能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

　　1961年，省博物馆组织了考古专家到园洲进行小规模试掘，并确认该地是一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虽然只是一次试掘，但这是我所了解的，对园洲遗址的第一次挖掘。只是年代久远，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几乎没有什么详细的资料留下来。因此那次挖掘的具体详情如何，不得而知。” 娄欣利对此也很无奈。据石排宣传文广中心负责文物工作的李杰松介绍，当年试掘的那部分遗址已完全遭破坏。

　　时间一转眼，就到了1998年。为了彻底解开园洲遗址的谜团，1998年1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东莞市博物馆的专家，组成以朱非素为领队的联合考古队，来到石排，对该镇的园洲贝丘遗址进行较大规模科学发掘。该次挖掘持续时间比较长，一直到3月底结束。“可惜，当初我不是联合考古队的一员，错过了一次近距离接触园洲遗址的机会。”娄欣利不无遗憾地说。

　　出土的文物已有3000多件

　　随着考古学家们的到来，沙迳园洲贝丘遗址之谜即将被解开。

　　在正式发掘前，考古学家们首先在园洲北坡边缘处开了一个比较小的探沟，并在遗址范围内打了10个50厘米见方的探洞，基本探明了遗址的保存状况。李杰松表示，当时园洲的大部布满密集的现代坟墓，遗址遭严重破坏，这也给考古带来了一定的难度。

　　《关于东莞石排园洲贝丘遗址发掘的工作报告》记载了当年挖掘的情形：“本次发掘区，位于遗址东南部，共布5平方米×5平方米探方15个，实际揭露面积350平方米，发现互相叠压的3个层次的文化堆积，除了贝壳外，还出土了大量陶器碎片。”李杰松介绍，陶质以夹细砂的夹砂陶为主，粗砂陶、泥质陶亦占一定比例；陶色主要为灰色陶，红陶、灰白陶较少；器类有罐、钵、釜、豆、盘、器座等，还有折肩器，但未发现凹底器，这些器类的纹饰有方格纹、复线网格纹、网格突点纹、曲折纹、梯格纹、叶脉纹、圆圈纹、绳纹等几何印纹及少量素面，个别器物上还发现刻画有符号。而石器及半成品则共几十件，有锛、凿、砺石等生产工具。

　　《关于东莞石排园洲贝丘遗址发掘的工作报告》还特别指出：“其中带圈足、泥条矮圈足的罐类极有特色。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石器半成品及废料上留有制作加工痕迹，可以通过对其痕迹观察，对这些石器制作技术进行研究。”除此之外，当年考古学家还在园洲贝丘遗址现场，发现了骨环等骨器和制作骨器的骨料，以及一些鹿、象、牛、猪等动物的骨骼。据介绍，当年出土的文物共有3000多件，都存放在东莞市博物馆中。
填补东江流域考古学文化空白

　　对石排园洲遗址，参与挖掘的考古专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弥补了东江流域距今五千至三千年考古学文化序列中空白的一环。

　　对于石排园洲贝丘遗址，当年参与挖掘的考古专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关于东莞石排园洲贝丘遗址发掘的工作报告》认为，它弥补了东江流域距今五千至三千年考古学文化序列中空白的一环，为研究本地区原始文化同周边地区的关系，以及东江流域古环境，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娄欣利表示，不但东莞，包括深圳、增城等地，沿着东江一带，有着很多贝丘遗址，并且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属于水域文明，石排园洲遗址就是水域文明的一种。“因为在古代，靠水而居才能更好地生存下来。那时候公路还不发达，水运占据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些都促使了水域文明的产生。”石排园洲遗址的发现，使得考古工作者可以更深入研究水域文明的发展。另一方面，园洲遗址文化可以传承，石排的文化建设也便有了一个厚实的基础，“比如打造岭南特色中国镇，就得需要这种遗址文化的支撑”。

　　娄欣利认为，园洲遗址的意义还不只局限于此。他分析说，从出土的文物可以推断，在新时器晚期，已经有了早期的原始农业，海洋文化正在向农业文化过渡，而当时的人们生产生活状况较之以前有了明显改变，“并且石排先辈们已经懂得原始的牲畜圈养，因为发掘出很多牛骨、鹿骨等动物骨骼，丰富多彩”。

　　贝丘遗址遗物

　　很有地方特点

　　参与挖掘的考古学家们还表示，园洲贝丘遗址中出土的遗物，既有地方特点，又具有时代特征。

　　考古学家们初步推测，园洲贝丘遗址年代距今为四千年左右。娄欣利则认为，根据出土的文物断定，园洲贝丘遗址应该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的殷商时期，“对于先秦那段历史，由于没有确定的记载，只能模糊猜测一个大概，所以估计的时间跨度会比较大。”想象一下，三千多年前，在石排庙边王村园洲这个地方，曾经生活着石排甚至是东莞人的祖先。他们居住在东江边，日出而作，以扇贝、鹿、象、牛、猪等为食，以树皮或者动物皮毛制衣，夕阳西下后，便回到窝棚中休憩。他们吃过的贝壳和动物骨头，被弃置于窝棚旁边，日积月累，渐渐被泥土掩埋，保存了下来。

　　据了解，截至目前，除了石排园洲贝丘遗址外，东莞还有另外三处贝丘遗址，分别是南城蚝岗遗址、企石万福庵遗址和虎门村头遗址。

　　地理坐标

　　园洲贝丘遗址

　　石排园洲贝丘遗址位于石排镇庙边王村沙迳自然村。面积约1万多平方米的小山岗，北距东江4公里，位于东江下游的冲积平原上。在该遗址东面500米处的一个小山岗上发现另一处文化遗址。这些遗址是古人在此生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石排龙眼岗贝丘遗址不知从何时起至前几年，由于当地人们将先人多葬于此处，所以该处形成一个小型的墓葬区。由于挖葬翻土等原因，在遗址土外层到处散布着贝壳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