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张爱玲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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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张爱玲的「不安全感」

张爱玲的一生，无论她的现实生活或作品中，都尽是「不安全感」。根据前人论述，「安全感」的定义大概是对身体或心理上的危险的预感。并能在应对处理时表现为有力感和信心，具有可控感，个体就拥有「安全感」。反之，如果个体表现为无力感、不可控时，个体就处于「不安全感」之中。那么，张爱玲为何会有如此强烈的「不安全感」呢？当然，大部分论者都会同意时代、家庭和父母是造成张爱玲「不安全感」的主要原因。

张爱玲出身贵族之家，随着时代巨变，她的家族也没落成为普通百姓家，年纪细小的张爱玲就经历了这些人世巨变，弱小的心灵自必然深深感受到那份落泊。「古老的大宅鸦片烟如云雾般绕着，散乱摊着小报，阴暗如古墓的青黑房子。」就是张爱玲「心碎之屋」的回忆。面对如此无力的感觉，年少的张爱玲大概已感受到不确定感觉和不可探感的现实。在《传奇》中她提到：「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再加上她的家庭问题，更直接影响了张爱玲的「不安全感」。父母婚姻破裂，父亲的暴力，以及母女的尴尬关系，这些都是直接的诱因。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儿童时期在父母那里得不到足够的爱，或父母对其不尊重、轻视和暴力对待等，都会伤害儿童的弱小心灵。结果必然会给儿意带来伤痛和童年阴影，最终形成「不安全感」。

有研究者认为张爱玲的个性属「水仙子」型。简而言之，「水仙子」的原型来自古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那绪索斯(Narcissus)，他临水自照，看见水中自己的倒影，顾影自怜，爱上自已的倒影，并相思而死，死后众神把他化为水仙花。其实如用现代心理学的模型去套入张爱玲的现实世界，把她定型为自恋、自我膨胀、自我中心、一味利已等等，都是情理之内的事。以张爱玲的家庭背景和早慧，她根本上就应该拥有这些世俗人常有的个性，并不是她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她生长在一个没落贵族的民初家庭，她的教养和见识，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像她这样出身的女性，必然会遇到要面对时代变幻的冲击，问题只是各有不同的风景和故事罢了。

张爱玲一生的不幸始末，很多论者都认为是她一生中的三个男人，分别是父亲、胡兰成和赖雅。首先是父亲对她的伤害，这种来自原生家庭的伤害，现实中似乎没有可以解决和避免的余地，理论上对张的影响即使是深刻，但也不能成为她日后「不安全感」的主要诱因。很简单地说，理论上每个人成长都要经过家庭，然后再独立生活或组织自己的家，即使是孤儿也要经历成长，再踏入社会，然后独立成长和生活。所以，原生家庭父母对张的影响，只可以说人生中的开端，也没有一定标准去评定是幸福与否，对她日后要走的路或性格的成长，也没有必然的局限性和定格。

至于张爱玲的第一段婚姻失败，论者们都认定胡兰成要背上负心汉这个千古恶名，胡兰成生性风流应该是事实，他跟张爱玲私定终身时，在婚约上写明：「愿使岁月静好，永世安稳。」最后的结局，当然胡兰成没有实现他的承诺，并且身如柳絮随风飘，可谓处处留情，张爱玲为此遭受到人生第一段婚姻的重创。这是张爱玲自建生活遭遇的第一次挫败，对她的影响应该是深远的，因为人的生活经验和直觉是自身建构的重要过程，原生家庭给她种下不幸因子，再加上这段婚姻的失败，两种不利的条件配合下，张爱玲的人格和个性也由此开始定格。「不安全感」的表现也浮现。发展到后来，胡兰成因为加入汪精卫伪政府，成了落水狗，到处逃逸，而张爱玲依然对其施恩如故，以数十万元无偿资助胡兰成。或许我们可以视张爱玲此举是向胡施恩，是对胡兰成的一种讽虐。但从后来张爱玲的作品中可以窥视到她对男权形象的蔑视，或者可以准确地说，这种施恩的经历，使张爱玲从苦水中解脱出来，也给予她自我的实验，对仇人的最好报复就是让她对你感到愧疚。尤是更加强了张爱玲日后对世情和人生的观察，一切都有可控和无奈的两面。不过要强调的是，张爱玲在其作品中，尖锐地批判传统儒家的父权压迫，但疯刺地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施恩，不正是儒家「以德报怨」的仁者核心价值吗？

第二段与赖雅的婚姻，理论上不能说是失败吧。因为张爱玲当时的处境，她是陷入极度无力的状况，她独自一人去美国是求重建生活，很可惜命运安排了赖雅给她。很多论者都认为这是张爱玲的恋父情结表现最好证据，其实如果我们以人性的角度去看问题，这也未必是恋父情结的完全表现。一个步入中年的少妇，孤身一人远赴他乡，那份飘零和孤寂是无以名状的。再加上张爱玲之前的生活成长，很明显她个人生活料理能力也是很有限的，如她在《天才梦》中自我「批评」：「在接人待物的常识方面，我显露惊人的愚笨」、「那是因为自己是天才，天才不会削苹果，不会补袜子、怕上理髪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甚至住了两年的房子还不知道电铃在哪儿，走了三个月的路也认得」等等等。这些被世人视为无知与笨拙的行为，于张爱玲来说其实是她个人生活最真实的体现和实践。

所以，当张爱玲孤身一人来到美国后，很多现实的问题要她自已对面对和自决，居留权是最现实不过了。试想想茫茫人海中，要找个人跟你相恋或结婚，现实中应该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赖雅这个落寞老头的出现，当然不排除他也是抱着「临老入花丛」式的猎奇心态，在巧合的机缘下遇上了张爱玲这位亚洲女人，沾到口的鸡腿怎能不吃呢？所以，大家在互相「利用」的情况下，自然走在一起了。或者我们可以再开拓地想想，假使张爱玲当时遇上一位亚洲人或其它年轻的洋人，他们也同样有结合的机会吧。现实生活中这种落难错配姻缘是很多的，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公平地评论张爱玲，不应该把爱情至上的光环硬套在她身上去。张爱玲婚后的付出和改变，跟她在上海的生活是完全相悖的，由理想成为著名小说家，为了支持两人的生活，她要港台两边跑去谋生活，写稿、写剧本去换生活费，最后甚至要把母亲遗留给她的古董，也要拿去变卖来支付跟赖雅吃乐。这些琐碎的生活片段，很多时都给人美化了，视为他们俩人的生活情趣或闺房点滴。这实在是如人饮水，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这种拮据的家庭生活，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美。更重要的是他们俩的结合，感情基础以至他们的年龄差距，都是有很大商榷的余地。到了赖雅晚年的日子，丧失自理能力的赖雅无疑是给张爱玲带来巨大的苦困，张爱玲很明显是以强忍去履行她对赖雅的义务责任。这大概是她曾经遭受抛弃，她不能重蹈胡兰成的覆辙把赖雅抛弃吧。所以，这种哑巴吃黄莲的苦衷，出路只有强忍去面对。

由是晚年的张爱玲坚决拒绝社交接触，不断迁徙，甚至患有严重的虱子疾病等行为来看，很多人都解读为「社交恶怖症」、「疑病症」、「强迫症」，这些标准化的解读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更重要的是，在张爱玲的生命足迹中，我们很难去划分这些不同行为的缘因起合，那怕是她本人也未必肯定地知道自己的行为模式，人生处于现实和虚幻之间，有着很多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变量，俗语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正是这番道理了吧。观照张玲的一生经历，由原生家庭的不幸，到追求两段婚姻的始末，公平地说也不过是俗世人间的一道小风景，这些人生变幻，故事不尽相同，但其模式却比比皆是，若以超然的「传奇」色彩去为张爱玲足迹上色，或许有过份解读之疑。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张爱玲的才情和遗世文学作品，她对人性和世情的尖锐观察，在文学上的贡献应该是无争的事实。

主要参考数据：
李焯雄：《临水自照的水仙》，见《张爱玲的世界》，台北：允晨出版社，1989年，页103。转引自刘俊〈论张爱玲及其小说中的「不安全感」〉，见林幸谦主编：《张爱玲文学‧电影‧舞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页9-10。

周芬伶着：《哀与伤---张爱玲评传》，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7年。
刘川鄂着：《张爱玲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
林幸谦编：《张爱玲：文学‧电影‧舞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
刘艳，〈巿民文化的女性言说----张爱玲、苏青创作品格论〉，《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张家平，〈两种观照-----张爱玲与苏青作品比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学版)，2001年1月第30卷第1期。

另外是参考林幸谦博士课堂笔记和讲评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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