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脉西湖,信步走入湖边的古街--金带街,再在金带街五巷中转入,步行不远,就到了梅花馆——它是惠州近代方志学家张友仁的故居,也是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旧址。伫立间,静观这座曾经在烽火岁月中护卫仁人志士的民宅,岁月沧桑了它的木石痕迹,变革间添减了些它的建筑构架,但它的存在依然如像放映般播出了一段段历史往事,有关抗战,有关在那战火纷飞在年代心系祖国的惠阳(指原惠阳地区)华侨们……
惠阳是广东省著名的侨乡,有华侨50多万人。惠阳华侨身居海外,心系祖国,有爱国主义的传统。全面抗战爆发后,身处海外的惠阳华侨,以空前的爱国热情,在舆论、人力、财力和物力上都给祖国的抗战以大力支援,同祖国人民团结一致,谱写了中华儿女共赴国难、同仇敌忾的光辉篇章。
抗战枪响东江侨胞组建服务团回国参战
回乡支援祖国抗战的华侨青年。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面临灭亡关头,包括惠阳华侨在内的海外华侨十分关切祖国的存亡,纷纷起来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支援祖国抗战。“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在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领导下,首先成立起来。不仅募集大批物资送回祖国,而且还动员大批爱国志士组成回国服务团,直接参加抗战。
1938年10月12日,日寇在大亚湾登陆,直插惠州、博罗、增城、广州。家乡沦陷的消息传到南洋各地,更加激起广大华侨保卫祖国、抢救家乡的热情。尤其是英荷两属17万惠州侨胞闻讯后,莫不义愤填膺,纷纷行动起来,出钱出力。他们于10月30日在吉隆坡惠州会馆召开了南洋各埠惠州华侨代表第一次大会,正式成立“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简称南洋惠侨救乡总会),总部设在吉隆坡惠州会馆。在英属的新加坡、雪兰莪、槟城、马六甲、彭亨、森美兰、霹雳等地,以及荷属的棉兰、沙捞越等地设立分会。大会确定了救乡的治本治标两大原则。同时派出钟醇生、黄适安、黄赫群回国调査灾情及联络香港惠属同胞共负救乡任务。
11月下旬,黄适安率领该会代表团抵达香港,与当地人士共商救乡计划,还先后与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副主任廖承志,连贯和当时在港的叶挺商讨救乡计划,得到他们的有力支持,使南洋、香港两地的抗日运动很快汇合在一起,把两地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12月中旬,召开了南洋惠侨救乡会和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海陆丰同乡会等4个较有影响的旅港惠州爱国团体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将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海陆丰同乡会已派回家乡工作的服务团统一改编为“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
“回乡服务团”证章。
1939年1月,“东团”在惠阳县淡水镇正式成立,叶锋、刘宣任正副团长。在黄伯才、官文森、戴子良等爱国侨领的发动组织资助下,由华侨子弟组成的东团“两才队”、“文森队”、“吉隆坡队”、“加影队”、“双莪月队”、“星柔队”在1939年4月至6月先后回国,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下,“东团”发展得很快,除上述几个队外,还建立了惠阳、博罗、紫金、河源、龙川、和平、海陆丰等7个分团(9月改为队)和东(莞)宝(安)队,增(城)龙(门)队、流动歌剧团,人数发展到500人。
各团队分赴东江13个县市的广大地区,积极开展赈济灾民、宣传抗涨、组织民众抗日武装、建立群众抗日团体、发动募捐、慰劳抗属等一系列活动,为祖国抗战做出了贡献,东江老百晓热情地称赞“服务团是华侨回来救国的团体。”
1939年4月,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总团部从惠阳淡水迁到惠州,在惠州爱国民主人士张友仁大力支持下,以金带街张家梅花馆楼上,作为东团总团部办公地方。
开展抗日宣传发动民众参与抗战
宣传抗战的报刊《东江》。
“东团”成立一年多来,所有惠属地区(包括敌占区)都踏遍了东团团员的足迹。分布在东江各县的东团团员,根据各个地区的不同情况,分别组成五、六人的小分队,深入到各个城镇和村庄,开展赈济难民、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在敌人占领过的淡水、惠州、博罗等地,人民惨遭敌人烧杀、抢掠、奸淫的苦难,团员们带着华侨募捐来的药品、棉衣、大米赈济那些缺衣缺食的难胞,给病人分发成药、治疗疾病。广大群众对华侨的关怀非常感激,把东团团员当成自己的亲人。“东团”各团队开赴东江各地,广泛看展抗日宣传,他们通过写标语、画漫画、演戏剧、出墙报、发传单、唱抗战歌曲等形式,以生动的艺术形象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深受欢迎。华侨青年的宣传,各地父老兄弟姐妹听了,无不感动地说:“你们华侨青年确实是爱国,在这烽火连天、兵荒马乱的日子里,放弃舒适的生活,离别父母,千里迢迢,回来抗日救国。如果全国青年都象你们那样,不愁日本鬼打不倒!”
在发动宣传的同时,“东团”还注意协助各县区政府建立青年读书会、青年抗日组织和乡村护路队、打猎队、联防队等抗日自卫武装,将广大青年男女团结和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战争。在抗日前线的增城、博罗地区,抗日随军杀敌队就曾经深入敌人据点,和日军拼杀;惠阳坑梓、坝岗等乡的抗日自卫队曾经打退下乡骚扰的敌人,烧毁公路桥梁,阻止敌人的行动。
至1940年初,组织起来的群众逾万人,东江地区的抗日运动从此广泛开展起来。
遭受国民党顽固派迫害将战场转移至敌后地区
东江游击战士。
东团团员满腔热情、奋不顾身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采取种种阴谋手段进行迫害。
东团成立初期,国民党顽固派妄图用软的手段把它拉过去,借口说华侨年幼无知,不了解祖国的国情,容易为共党宣传所蒙骗,要集中起来接受训练。妄想通过集训,向团员灌输反动思想,拉拢团员参加国民党。敌人的阴谋破产之后,则对东团实行种种限制和迫害,监视东团的活动。东团为了应付国民党迫害的突然到来,缩编了队伍,把各县的“团”改为“队”,团员由500多人减到150人,把一部分团员转移到其他工作岗位去。
国民党顽固派对东团的迫害逐渐猖狂,捏造莫须有的罪名,拘留逮捕东团团员。1939年冬,惠阳县非法拘留在梁化乡工作的5名东团队员。1940年初,博罗县非法逮捕了博罗队队长李翼等23人。
博罗队事件之后,国民党对东团的迫害远没有停止,接着又非法逮捕了两才队队长黄志强及吉隆坡队副队长陈现等10余人,以及驻淡水的惠阳队队长钟仕开等12人。更有甚者,国民党顽固派竟于1940年5月间悍然宣布东团“良莠不齐,限即停止活动”,横蛮无理地封闭东团团部,妄图将东团置于死地。
各地惠侨获悉后,抗议的信件纷至沓来。美洲纽约惠州工商会指点国民党政府首脑,呼吁政府查办摧残“东团”的祸首,省释无辜;南洋惠侨救乡总会闻讯后,即向国民党当局发出快邮代电,呼吁全国人民团结抗战释放东团全体被捕队员,并派出官文森、钟醇生等侨领回香港组织营救……
国内爱国人士也纷纷提出抗议。著名爱国人士史良、邹韬奋等23人在重庆国民参议会上提出“关于关押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问题”的第49号提案。惠阳本地的爱国人士也纷纷向其伸出援手,张友仁对“东团”的困境十分同情,他把“两才队”队员安置到自己的别墅“荔晴园”内,使“东团”能继续在惠州工作。在惠阳国民党当局又“劝令”张友仁让“东团”离开“荔晴园”,他理直气壮地说:“‘东团’集资回乡贩济难民,参加抗日救亡,他们所做的都是爱国好事,不能把他们踢开,不能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可惜的是,1941年5月,惠州第二次沦陷,日军进驻“荔晴园”,并放火焚烧“荔晴园”。
在国内外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于7月将被捕队员全部释放。“东团”绝大部分团员以及从狱中释放出来的团员,经受了严酷斗争的考验,革命意志更坚强。他们立即转移到东莞、宝安、增城敌后地区去,参加曾生、王作尧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继续发动群众,武装保卫家乡,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梅花馆修缮工程正在启动
梅花馆。
带着厚重历史阅览后的记忆,记者走进了梅花馆屋内。这梅花馆始建于清末,历经百年时光。房子面阔三间,深二进,青水砖墙,硬山顶,主体呈方形,面积约640平方米。现存两层楼房,还有部分灰塑、壁画、屏风等。目前已被列入“惠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在屋内,张友仁弟弟的妻子的外甥—72岁的陈德昌和妻子正在厨房忙碌午饭。陈德昌少年时期就随家人一起搬到梅花馆居住,眨眼便是50来年的光阴了。现在,梅花馆已成为市房管局的公房。
陈德昌向记者回忆了当年房子的盛况,以及屋前远负盛名的梅花树和金鱼池。“这房子以前算是这一带的‘豪宅’。”陈德昌回忆说,门前两株梅花有一层楼高,开花时映衬着屋子煞是好看;屋前两边分别砌有一个约5平方米的金鱼池,里头养活着各色金鱼,成为周边居民称道的建筑特色。
陈德昌带着记者在屋内走动。大厅通往二楼的石阶已经爬满了青苔,拾阶而上来到二楼,正厅被锁上了,但木门前雕刻清晰可见。二楼的护栏都是中式和西式风格交错出现,这样的结合新奇却不突兀。二楼楼面铺设了长条的木板,走过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历经岁月的木板至今仍可让人随意走动,房屋建筑选材的细致经耐让人感慨。
“张友仁的儿孙久不久也会回来惠州祖居看看,约我们这帮亲戚喝喝茶,聊聊往事。”陈德昌说,房子原来住着十户人,但是现在已剩下为数不多的几户人,大多数人包括陈德昌的儿子都选择搬出去住新房。“我们两公婆喜欢住老屋嘛,这里出入方便。”陈德昌内心对梅花馆有一份舍不得的情怀。
“目前,梅花馆也年久失修。政府有计划将其纳入重点修缮建筑名单内。”惠城区文广新局副局长叶澜涛告诉记者,去年,梅花馆所在金带街等5条街区获评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根据规划,惠城区将逐步重点选取有代表性的文保单位、历史建筑、古民居进行修缮,恢复其历史原貌,做到“修旧如旧”,不改古屋本色。
叶澜涛说,梅花馆的修缮工程也正在启动中,将聘请有资质的设计公司,进行勘测设计和拟定施工方案。“我们计划与梅花馆等古民宅产权方洽谈政府长期租用或者购买事宜,以便长效保护管理历史文化遗产。”叶澜涛透露,如果条件适合,也可将梅花馆打造为红色旅游景点,留存抗日爱国记忆。(文记者龚妍谢菁菁/图记者钟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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